郑树林

　　当我从乐器修理师手中取回整新修饰的二胡，看到那曾分离而今又弥合的六块红木琴筒，心里的苦涩难以用语言表白。正是父亲的这把二胡，给我们兄弟姐妹带来了直面生活、乐观向上的精神。
　　记得上世纪６０年代末，我还在读小学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因年幼无知，也不顾父亲一天工作的劳累，总是缠着他拉一段二胡。听完琴之后，再听一段古人勤学读书的故事，等母亲喊一声吃饭才罢休，而父亲从未因累而不满足我们兄妹的要求。最为高兴的是夏天放暑假——那时电视还没有普及——一到晚上乘凉时，我家门口总聚着一大批老少邻居，一边听父亲拉二胡，一边和着唱上几段淮剧，什么“杨六郎告状”、“白蛇传”、“三女抢板”等等。懂事之后，家里来了正宗的淮剧演员，才知道父亲和门口那几位爱唱戏的被称作“票友”。
　　我小学毕业进入中学，“文革”开始，学校的老师被学生押上了台，周围的工厂时常有打砸抢批斗的声音，学校也是三天打鱼二天晒网，回家再缠父亲拉二胡，拉来拉去，唱来唱去的都是那几段样板戏，至今还记得“小小煤渣能有几多煤……”
　　有一天父亲把二胡带走了，带到了厂里。回来时，那个琴筒的红木分离了六块，琴杆和弦也分离了。父亲默默地把六块小红板包了起来，挂在煤堆上；那琴　杆则成了挂毛巾的替代物，而那把弓弦则插在门后，随门的开合和着风声，悠悠鸣呼。我知道父亲被人举报拉过被批判的曲目。
　　二胡今天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，在父亲颤动的手指上，发出了悠扬的琴声。听曲的人也许不会知道经过了那阵子之后，父亲曾患上了绝症，左胸上很长很长的疤痕，那是手术留下的。至今还记得手术前一夜，父亲的头发全白了，但他把所有的痛苦和困难独自承担，不在母亲和孩子们面前流露。十多年来，父亲不知承担了多少病魔的折磨。但他在医生和自身乐观的精神鼓舞下一一克服了，坚强的父亲在新居的厅堂里又一次拉起二胡，拉起对生活的憧憬，拉起了自强的精神。四十多年来我随着父亲的琴声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每次外出回家，总还是要听父亲的二胡，看着父亲沉浸荡漾在如泣如诉古老的乐曲中，我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。
　　随着夏日的凉风飘荡，父亲用琴声教育我勇敢面对生活、工作和学习。谢谢您，我的爸爸。